应该把“十三五”定为低碳转型的关键期

“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要按照规律发展经济，把经济和环境有机结合，实现良性循环这样一个新的思路，新的目标，这样一个高度的概括。当前，我国发展的高碳特征明显。目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约为6吨/年，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国部分发达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达到10吨/年，达到了欧洲、日本实现碳排放峰值时的人均排放水平。

造成高碳特征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一、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较大；二、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较大（这点是天然秉赋）；三、煤炭消费方式中，煤直燃比重较大。通过耗煤空间密度（单位国土面积上的煤炭消耗数量）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东部地区的耗煤空间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12倍，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6倍。不光是空气，水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粮食污染等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日益明显。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排放，基本是同根同源，高碳特征跟高污染伴随在一起。

因此，低碳转型的必要性就体现在我们要走出惯性情景，转变高碳发展路径。“十三五”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作为低碳、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十三五”期间须把握时机，抓紧做好几方面大事：

一是改革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使经济在环境容量下发展，扭转粗放比拼GDP的冲动，使经济回归客观的“潜在增长率”；做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顶层设计；我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在守护环境底线基础上精心设计的发展过程。

二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传统产业需要升级，由房地产拉动的高耗能产业已饱和，去产能的实质就是去粗放发展的后遗症；创新驱动的新兴产业（包括智能制造、环保产业、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等）、新型服务业要跟上。有下有上是进步，是供应侧的改革，能使经济有朝气与活力。

三是推进能源革命。以质的进步，重塑能源。近期的标志点应该是：大力节能、提效；以更大的力度推动低碳能源发展；煤炭总消耗在2020年前见顶；较高比例地实现直燃散烧煤的替代；“车、油、路”转方式见成效；空气质量实现5年有明显进步，10年有治本效果。

四是新型城镇化将低碳作为考核指标。遵循“环境优先”原则；推动农村能源形态的进步；设计和推进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的发展；使城乡固废资源化利用形成产业。

五是进一步深化和推广低碳试点。从基层夯实低碳发展的社会基础，提倡和引导低碳的生活方式。低碳城市与智慧城市相结合。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2017年形成全国的碳交易体系；逐步形成产品的低碳标准体系，以经济、金融的手段推进制度化的低碳发展。

低碳、绿色转型是促进创新驱动的新型发展，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客观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在需求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相吻合。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外两个大局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的。

要逐步提升低碳能源占比

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存在低碳、高效潜力较大的“三匹马”——可再生能源、核能和天然气，应大力发展。

在几十年后，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超过化石能源，这可视为能源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要规模化、多地域的风、光能源可缓解“间歇性”，增强相互间的互补性，使其发电出力的时间行为显现较为平缓的特性，有利于提高并网率。同时，要加强可再生能源、储能技术（包括物理储能和化学储能）、电网技术与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的融合，提高电网的智能化程度，加强对电源侧和需求侧的智能管理，将提高电力系统对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此外，还要发展分布式用能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技术、微网技术和不并网用电、峰电的直接利用（如用于海水淡化、制氢等）。

核能是未来的能源。核电作为洁净、低碳、稳定、高能量密度能源，其基本优点未曾改变，全球核电发展格局目前已基本稳定。我国目前已经对核事故进行科学的分析、总结、吸取经验教训，核电安全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弃核的做法并不理智。“安全、稳步、规模发展核电”是我国的理性选择。人类对低碳能源的刚性需求，就需要输出稳定的核电与间歇式的可再生能源相结合，这也是核电发展的动力。

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天然气是相对洁净的新能源力量，对缓解环境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会做出贡献。因此要努力提高天然气（含非常规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在今后的几十年间，天然气将成为一个低碳能源支柱和重要的过渡性替代资源。但仅靠天然气一种能源不可能完成对煤炭的高比例替代，所以，在中国“页岩气革命”或“页岩气时代”的口号并不恰当。

新型城镇化能否“低碳”，是我国面临的“大考”

同样发达水平，低能耗是先进指标，说明能效高，国家倡导节约。能源及电力的消耗，并非越多越好。如果以欧洲、日本国家为参照，我国仅有不到1倍的人均发电量增长空间。

而从欧洲、日本等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等到一定发达程度后，经济会继续发展，但人均能耗、电耗不再提高且基本稳定，甚至还会下降，这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效提高。要倡导一个比较高效节能、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社会发展方式。电力发展水平要用发电量来衡量。因为装机容量的多少与电源结构有关，最终需要是电量，用发电量指标来衡量才是科学的。应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中的比例，减少直燃煤和直燃油的使用，更多用于发电和电能替代。

我国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6吨，逼近欧洲、日本水平，并在持续增长。一些发达地区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大于10吨，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史上的峰值。其主要原因是高耗能产业搞的太大、太快，加上诸多浪费和不合理需求等因素共同造成。

我国每年要消耗全球煤炭的40%，而煤炭消耗中，高达一半是直接燃烧（非发电）的，这是最污染的利用方式。我国的“油耗空间密度”已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我国东部“碳排放的空间密度”已是全球平均值的6倍；我国目前每千人汽车拥有数虽不到美国的1/5，但中国东部的“汽车空间密度”已超过了美国。按照上述数据，可以判断我国能源当前最基本的国情：环境容量显著小于世界平均值，高碳特征已十分显著。

如果中、西部沿袭东部发展路径，我国将会更“高碳”。高碳与污染有着强烈的相关性，粗放型发展，终究难以为继，向低碳转型时不我待。此外，“新型城镇化”能否“低碳”，也是我国面临的“大考”。未来中国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呼唤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呼唤着转变发展方式，而这个转变的基础是新的能源革命，即由黑色、高碳向绿色、低碳转型；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高效转型。

“十三五”要实现煤炭消耗总量峰值

“十三五”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期，其中一个标志性目标就是需要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达到峰值。煤炭是否已经达峰，还需要看“十三五”期间的情况，特别是中西部如何发展。由于能源结构问题，我国煤炭占比还是很高，仍然是很重要的能源，但作为不可再生能源及相关的环境问题，降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是首要前提。

其次，在煤炭利用方式上，我国的发电和直燃煤比例几乎相当，而直燃煤的效率和环境问题都要低于发电。因此，未来还应着眼于降低直燃煤比例，通过天然气和电替代直燃煤。此外，在发展低排放燃煤电厂，二氧化碳的捕获、利用与存储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推广与创新。

实现煤炭峰值目标，还要着眼于调整能源结构。目前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能源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已经小于0.5。而未来经济增长对应的能源增长需求，应更多的依靠非煤能源的增长来满足，其中主要包括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其中天然气是相对洁净的化石能源，对于减缓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都能做出贡献，会成为低碳能源的支柱和重要的过渡性替代能源。

可再生能源应该是未来地球的支柱性能源，但需要降低成本，与智能电网和储能技术结合，才能获得规模化发展。而核能是未来地球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安全、稳步、规模发展的核电应该是中国核能战略的理性选择。到“十三五”末，我们希望天然气比例能够超过10%，而非化石能源比例能够达到15%。

（来源：能源圈作者：杜祥琬）